文/水新营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入新阶段。邓小平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和1988年新军衔制的实行有着密切关系。他一言九鼎，及时拍板解决实行新的军衔制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明确提出军队还是要搞军衔制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实行过军衔制，但由于当时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对军衔的认识出现偏差，加上军衔制度本身也不够完善，存在一些缺陷和问题。1965年，已经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被取消。从此，人民解放军进入了长达23年的“无衔期”，成为世界上没有实行军衔制的为数不多的军队之一。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人民解放军取消军衔制度后，由于军队等级制度不健全，没有外在的等级区别标志，逐渐在军官成长、军队指挥以及与外军交往等方面暴露出许多问题。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人民解放军的对外交往逐渐多了起来，一些同志反映“我们出国去，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无论官兵，军装上都是‘一颗红星，两面红旗’，很难与对方进行对等的谈判和交流”。
1979年初，在南疆自卫还击作战中，在通往前线的狭窄公路上，坦克车、装备车、运输车和士兵队伍拥挤在一起，被堵在十字路口，黑压压一片，乱作一团……“部队的指挥员去哪了？为什么不站出来维持秩序？”首都北京，电视机前的老帅和老将军们动怒了，可他们马上便意识到一个问题：指战员们都穿着一样的服装和徽章，参战部队之间又没有隶属关系，谁来指挥？
现实唤起了老帅和老将军们的忧思。此后不久，中央军委又专门召开座谈会，与会同志就加强军队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会议《简报》对“应该恢复军衔制度和颁发勋章奖章制度”作了客观的反映。从简报列举的一些情况来看，要解决军队干部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就必须恢复军衔制度和勋章奖章制度，这样做有利于提高军队干部素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加快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1979年9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全军干部工作会议上提交《恢复军衔制度的初步方案》。经过会议讨论，提出军队拟改革和完善六项制度，其中一项就是军衔制度。此次会议结束后，解放军总政治部于同年11月向中央军委呈报《关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正式提出“恢复军衔制”的建议。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重现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场景。
1980年3月12日，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当时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军队还是要搞军衔制。搞不搞军衔制，也是组织路线问题。1981年6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1982年初，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军委常务会议正式作出恢复军衔制的决定。
恢复军衔制的大方向虽然已经确定，但由于当时军队建设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较多，如军队整体规模过大，编制体制不顺，官兵比例不合理，各级领导班子臃肿、年龄老化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短时间内实行军衔制有较大难度。因此，中央军委决定：“军衔制只有在精简整编完成后才能实行”，“争取1984年做好，1985年实行”。
从1982年下半年，中央军委着手进行军队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将铁道兵并入铁道部，撤销了基建工程兵，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3个兵种划归总参谋部领导，成为总参的业务部，级别由大军区级降为正军级。1983年春，对军、师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使军、师级领导干部平均年龄有所降低，知识化、专业化水平也有一定提高。
1983年5月，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军委成立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负责实行军衔制的准备工作和军官军衔的评定授予工作。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总参谋长杨得志等为召集人。其主要任务是：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军官条例》三个条例；制定实施军衔制方案；指导全军军衔评定授予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下设三个小组：军衔小组、文职干部小组和预备役军官小组。办公室同志用了近两年时间，广泛听取部队官兵对授衔的意见和建议。
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到1984年底，恢复军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按计划初步完成。
恢复军衔制的草案上报后，中央军委在讨论过程中感到有些问题比较集中，难度也很大。比如，兼任军职的地方党委书记授不授军衔？一位老将军向军委建议：凡是地方党委书记，如省(市)委、地(县)委第一书记兼军职的都应该着军装，言下之意亦可授予军衔。这个问题引起军委领导的重视。在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指出，这位同志的来电，没有考虑到地方干部流动性大，省(市)委、地(县)委的第一书记，他们的工作常有变动，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后经中央研究决定：地方党委书记不穿军装，不授军衔。“省(市)、地(市)、县委书记均不兼任省军区、警备区、军分区、县武装部的政治委员，但可担任同级军事机关党的第一书记”，负责协调当地党政军的关系。资料显示，从1985年初起，除新任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伍精华还兼任过一个阶段的西藏军区政治委员（到1987年10月）外，其余新任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委书记均不再兼任同级军事机关第一政治委员或政治委员，只兼任同级军事机关党委第一书记。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
在恢复军衔制的准备过程中，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经过这次裁军，中央军委所属总部机关人员精简近一半，原来的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经过精简整编，解放军三总部领导班子的人数比原来减少23.8%，大军区领导班子的人数比原来减少一半。各大单位领导班子平均年龄由原来的64.9岁下降到56.7岁，每个班子中都有40岁左右、50岁左右、60岁左右的干部，基本形成了梯次配备。新班子政治素质好，知识结构有了很大改善，60%的干部具有大专文化程度，75%的干部经过军队院校培训。到1987年，人民解放军兵员总额从1975年高峰时的661万减到323.5万。这次百万大裁军并非简单的大减员，而是战略性结构调整。经过大裁军，走上精兵之路的人民军队在强军道路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86年8月15日，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了“恢复军衔制度”问题，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进一步统一了认识，不再提“恢复军衔制”，而是“实行新的军衔制”。邓小平对此也表示赞同。之所以叫实行新的军衔制，一是因为此次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军衔等级的设置和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等与1955-1965年实行的军衔制有很大不同；二是因为实行新的军衔制，可以与上世纪50年代实行军衔制以来遗留的历史问题分开，以减少纠葛和矛盾。
为了尽快实行新的军衔制，也为了使军官军衔制度更加完备，中央军委决定把军衔制的有关内容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抽出来，单独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同时，决定给军队离休干部授勋。这些重大原则和主要问题的确定，为新军衔制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全体成员合影（1987年4月于北京西山）。
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在住地同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等商谈实行新的军衔制度和授予军队离休干部功勋荣誉奖章等问题。1987年12月30日，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1988年国庆节前实行新的军衔制。
拍板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中的重大问题
1988年4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草案)》提交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审议。按照议程，这次常委会会议对这个草案只听取说明，不作决定，留待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再继续审议决定。
6月25日至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召开。在25日下午、27日上午分组审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草案)》时，有常委会委员提出，应当设置元帅军衔。也有常委会委员提出，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应当授予元帅军衔。对此，中央军委法制局的同志在现场解释说，到上世纪80年代，在战争期间建立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不少已经离世，在世的年事也已高，不在授衔挂帅之列。当时在职的军以下干部大多都是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军功无法与战争年代的将领相提并论。因此在修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及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时，许多人不主张设高衔，也就是不设元帅和大将。有关部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慎重研究，请示了邓小平。邓小平提出，和平时期不设置元帅，并明确表示他自己不当元帅。最后邓小平一锤定音：“和平时期，军衔设到上将为止。”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上将军官军衔仪式。
6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召开第八次会议，审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草案)》，着重讨论了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编制军衔问题。之前，杨尚昆在5月27日讲话中谈道：“邓主席一直讲他不要军衔。”“我是武衙门里的文官，也不要军衔，如果军委主席、副主席都不要军衔，变成文官，我看这对全军是一个很好的影响，对全军顺利地改文职是个推动。”最后，条例对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职务编制军衔没有作具体规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规定。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时间8年半、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时间不到7年，开启了中央军委主席不授予军衔的惯例。
同时，邓小平还确定了“军职以上，一职三衔”的原则。这个原则贯彻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邓小平曾解释：军职以上实行一职三衔，道理很简单，年轻干部需要培养，他们的军衔可以低一些，职务可以高一点。条例规定，“副师级及以上职务”可以授予三种军衔，即“一职三衔”。这也是根据当时人民解放军的实际情况决定的。1988年实行新的军衔制之际，人民解放军正面临着新老交替的一个时期，各大单位都有不少年轻一代的高级将领。比如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既有徐信副总参谋长和郭林祥副主任这样70岁左右的开国少将，也有何其宗、周文元这样40岁出头的年轻副总参谋长和副主任，资历差别非常大。
◆1988年授衔命令状。
对于元帅、大将、大校、大尉军衔，最初邓小平都不同意设置。在研究酝酿到实施新的军衔制度期间，对于在少将与上校之间设置一个等级，大家意见比较一致。但是到底是设准将还是设大校，则存在着一些分歧。为了验证到底是设准将好还是设大校好的问题，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同全军各大单位合作，把全军在职的1.7万余名副师职以上干部造册登记，按照评衔标准进行试评。其中除了需要改为文职和超过服役年龄可以不评授军衔的以外，还有6000多名应该授衔者，按标准可评为少将以上军衔者有2000余人，可评为准将者为4000余人。6000多名将军的数量，超过了美国将军总数的5倍，将成为世界上将军最多的国家。如果把准将改为大校，就可以把将军数量控制在2000名以内，大大降低将官的比例，保持人民解放军将官队伍的质量。后经有关部门再三说明，若不设置大校编制军衔，大批的师职干部不好处置。邓小平才同意了设大校编制军衔。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结合人民军队新时期建设的特点，规定军官军衔不设元帅、大将和大尉，而以一级上将为最高军衔。军官军衔设３等11级，将官：一级上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上尉、中尉、少尉。海军、空军军官在军衔前分别冠以“海军”、“空军”。专业技术军官，在军衔前冠以“专业技术”。
1988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经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实施。军衔条例的颁布，是人民解放军新军衔制正式立法的重要标志。
明确指示“上将的评定要从严”
1988年7月2日，中央军委颁发评定授予现役军官军衔工作的指示，规定全军应在当年8月底以前，“完成实行军衔制度的动员教育、军衔鉴定和军衔评定工作”。据此，全军军衔评定工作正式展开。邓小平曾明确指示，“上将的评定要从严”。在贯彻邓小平提出的“一职三衔”原则的过程中，对中将、少将军衔的授予也很严格。
8月期间，中央军委连续几天开会，审议将官授衔名单，其中17位上将是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经过深思熟虑直接提名，最后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其中有个插曲，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于1987年12月被免职，由张万年接任。和平时期没有军职，就不方便授衔。于是，邓小平拍板，在离开军职8个月之后，尤太忠任中央军委纪委第二书记（这是中央军委纪委历史上唯一一次设第二书记），随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9月14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授予上将军官军衔仪式，洪学智等17位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揭开了新军衔制授衔的序幕。人民解放军1955年前后首批授予上将军衔的有57位。新军衔制实行后，首批授予上将军衔的只有17位。
◆两授上将的洪学智。
在17位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中，当时的中央军委委员6人，全部授予上将军衔；其余11人是大军区级正职（1994年改称正大军区职），其中7人是红军时期入伍的，3人是抗战初期入伍、历史任职较高的，1人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有一定影响的战斗英雄。
17位上将都参加过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其中开国上将洪学智再次获授上将军衔，成为人民军队历史上的唯一；开国中将有两位，分别是秦基伟和张震；开国少将共9位，分别是刘华清、郭林祥、王诚汉、李德生、尤太忠、向守志、李耀文、徐信（1964年晋升）、刘振华（1964年晋升）。此外，还有1955年授衔时的5位开国校官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们分别是开国大校万海峰，上校杨白冰，中校王海，少校迟浩田、赵南起。
被授予上将军衔的17位高级将领，当时他们的职务如下：
1、洪学智，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副秘书长；
2、刘华清，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副秘书长；
3、秦基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
4、迟浩田，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
5、杨白冰，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
6、赵南起，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
7、徐信，副总参谋长；
8、郭林祥，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总政治部副主任；
9、尤太忠，中央军委纪委第二书记；
10、王诚汉，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11、张震，国防大学校长；
12、李德生，国防大学政治委员；
13、刘振华，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14、向守志，南京军区司令员；
15、万海峰，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16、李耀文，海军政治委员；
17、王海，空军司令员。
1988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规定：大军区级正职编制军衔为上将、中将、少将。其中，大军区级正职的基准军衔为中将，资历较深的授予上将军衔，资历较浅的则授予少将军衔。授予上将军衔的11位，即上述不是中央军委委员的11位大军区级正职干部。
授予中将军衔的22位大军区级正职干部，分别是：
1、韩怀智，副总参谋长；
2、徐惠滋，副总参谋长；
3、周克玉，总政治部副主任；
4、刘安元，总后勤部政治委员；
5、刘精松，沈阳军区司令员；
6、宋克达，沈阳军区政治委员：
7、周衣冰，北京军区司令员；
8、赵先顺，兰州军区司令员；
9、李宣化，兰州军区政治委员；
10、傅奎清，南京军区政治委员；
11、张万年，广州军区司令员；
12、张仲先，广州军区政治委员；
13、李九龙，济南军区司令员；
14、宋清渭，济南军区政治委员；
15、傅全有，成都军区司令员；
16、丁衡高，国防科工委主任；
17、张连忠，海军司令员；
18、朱光，空军政治委员；
19、李旭阁，第二炮兵司令员；
20、刘立封，第二炮兵政治委员；
21、郑文翰，军事科学院院长；
22、徐芳春，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他是由原后勤学院院长（大军区级正职）改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故保留大军区级正职。
在22位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大军区级正职干部中，张万年、傅全有、张连忠、徐惠滋、周克玉、丁衡高、刘精松、宋清渭、李九龙等9人在1993年后陆续晋升上将军衔，而韩怀智、刘安元、宋克达、周衣冰、赵先顺、李宣化、傅奎清、张仲先、朱光、李旭阁、刘立封、郑文翰、徐芳春等13人最终是以中将军衔退出现役。
授予少将军衔的大军区级正职只有个别资历比较浅的干部。如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伍绍祖。伍绍祖时年49岁，清华大学研究生学历，早年在地方工作，1975年入伍，军龄只有13年。1988年12月转业到国家体委担任主任。
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期间共授中将177位。1988年首批授予中将的人数为146位。中央军委对中将军衔的审议非常认真慎重。授予中将军衔，涉及大军区级正副职和正军职三个等级的高级干部。大军区级正职干部，除了11位授予上将军衔和个别授少将军衔外，多数授予了中将军衔。大军区级副职干部，大部分也授予了中将军衔；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入伍的大军区级副职干部则绝大多数授予少将军衔。正军职干部编制军衔为中将、少将、大校。当时对正军职干部规定：德才表现较好，抗日战争时期入伍，任正军职时间较长，工作实绩显著的，也可评为中将。不过授中将军衔的正军职干部只有10人，野战部队因干部比较年轻，没有一个。
1988年全军授予少将军衔的人数，多于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的数额，其中一个原因是授予中将以上军衔人数较上次少了近100人，都增加到少将这一层。这次对授予少将军衔条件的掌握，也是比较严格的。尤其是正师职军官授予少将军衔的标准更加严格。正师职编制军衔为少将、大校、上校。据统计，全军只有20余位资历较深或德才突出的正师职军官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1988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实施新的军衔制度，共授予将官军衔1452人、校官军衔18万人、尉官军衔40.5万人。实行新的军衔制度，开启了新时期人民军队建设的新篇章。
参考书目：
1、《新中国实行军衔制纪实》徐平著 金城出版社2010年
2、《军衔史话》刘岩、梁雪美、李敏编著 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
3、《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
4、《中国人名大词典 · 现任党政军领导人物卷》廖盖隆、范源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989年
5、《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6、《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附卷二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1949.10-1997.9）》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
7、《贾若瑜画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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